阅读老古的“流痕的岁月”，最早的读者要写一篇东西作交换的，后来因为复印机的便利，“盗版”越来越多，流传得越来越广，读者便不受制于写一篇文章交换的条件。几年的功夫，电脑大升级，上网代替了电话、书信、出版。只要你愿意，人人都可共享你的资讯。今年在洛杉矶见到黎庆新两次。有一年回广州，见到范至庄一次。他们都是因老古的书“以文会友”的友。特翻出“邮政时代”的两封信，兹录如下，一为念旧，二为时政，此均我们老三届之最重视者也。

（其一）

庆新同学如唔:

老古编辑的几本文集,临江的故事特别多，临江的知青也特别有“作为”：建水电站、评级事件、裴多菲俱乐部……等等。这几天读了某人的文章才发现原来林赞元、傅孝根等有名人物也来自临江。怪不得！

    我对老古讲过“临江的知青是特殊的材料”造成的。具体些就是附中精神。我不能盲目地赞扬附中精神，因为在“左风”盛行之际，它是跟得紧的，在商品大潮之中却显出太多的书生气；在待人接物的日常世界中又似乎有太浓的理想主义色彩。回想起来，我庆幸自己没有去临江，而是去了“八一”，有一半是侨光中学与其他中学的同学。到了开新点，则大部分都是侨光中学来的了。为何庆幸？“掺沙子”的结果使我结识了更多的人，其中一人就是现在旧金山广州同学会会长，常邀我写些小稿件登在《同学》会刊上；二是改善了我的“人情味”，他们较少上纲上线互相揭发，男男女女都来往得很融洽，讲义气讲朋友交情，没有在历次运动中落井下石。三是以我的一向“右倾”的形象，到了临江一定是众矢之的，免不了戴上几顶“落后”、“怕苦”的帽子；而在八一队，我则可以把这些帽子戴在别人头上。

读你写的“水电站交响乐”，勾起我对水电站的回忆。我所在的28连也是一个水力资源丰富的地方。水电站，我也曾经为之心动并奔走过，是受海南日报一篇关于小水电的报道所鼓舞，又记起中学学过电动机与发电机基本原理与构造是一样的，只不过它们互相倒过来使用。曾专门到场部机械厂物色报废了的马达。但我的建议没有得到“手瓜”连长及侨光仔们的响应，只有不了了之。当时图什么？还不就是想有所作为，对得起“知识青年”这个头衔；还有就是列宁的“苏维埃+电气化=共产主义”就是这么简单。今天看来，它没有搞成也是一件好事，不然，为一件经不起实践检验的事物掉几斤肉脱几层皮，为一个自己还未完全想通的“事业”献身，亦会留下终生的遗憾。你觉不觉得，人生中有很多事情本来是应该不做的呢？但我们毕竟就这样过来了，谁也不能计算得很精确才过活，何况年青人血气方刚、身不由己……。限于篇幅就此搁笔。

                                                            廖国钊2001年10月12日
（其二）

范至庄同学：

    读了您的“上山下乡头四天”一下子仿佛回到三十三年前，真希望年轻三十三岁，再坐一次红卫轮（今天已改为“发财轮”了吧），不过不是去上山下乡，而是去旅游。再去一次海口、屯昌，不是去扎根，而是去探亲访友。事隔多年，已记不得码头、卫校、欢迎会的事了，只是那个心情还记得清清楚楚。当汽车从国防公路转进上南坤的泥路时，连绵不断的荒山野岭，确实使人的心一下子沉了下去。不过那时年轻，无牵无挂，倒也能“处变不惊”，随遇而安。

我是被分配到，也是志愿到“八一队”的。这个响亮的名字好象比“奋勇”“奋斗”“五一”来得精神些。开工的第一天，我与廖毓奇都不约而同地想到同一个问题：“将来我们会怎么样？”然后我们又不约而同地指着前面走着的班长老工人（当时也不过三十多岁，退伍兵。健壮的身体，坳黑的皮肤，上面还闪着不怕蚊、不怕晒、不怕蚂蝗的油光），异口同声地说“这不，就象他一样！”然后大家都不太相信自己的回答，忍不住都笑了起来。是呀，“难道这就是我要生活一辈子的地方吗？”

你的选择很特别，写得也很好，尤其是写头几天，好象一出戏还未开头，只拉开了帷幕，已经让人感到这出戏将不同凡响了。

我们从未见过面，但却是“认识”的，因为以文会友，也因为象你所描写的那些朝气蓬勃，充满理想，好奇好学，爱观察善思考的女同学们，是那样的真实，尤其是出自女同学之笔。她们的形象就象放映一部老电影一样活跃在银幕上。看着这部“电影”，我的心里产生一丝丝的凉意——为逝去的青春，为“牺牲品”“半成品”“试验品”“处理品”。但同时也有相当的安慰，因为这篇“头四天”还有“台风”，笔调还是乐观的，我们都走过来了。“昨天已过去，今天就要开始”。

祝好！

                             廖国钊2001年10月4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