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为意犹未尽，不小心放了个“上”字，使得我的读后感“下”到今天还“下”不出来。这就叫骑虎难下。再经周站长网上将我一军，我只好学王丹切香皂的办法，先分你一块。不过小块的给你，大块的留自己。

    上回讲了电子版在办公室里的反响，在小范围内走向世界。人们互相多了解，冲突可能少些。这是对老百姓而言，不适合于政治家大人物。记得当年我华附同班的王炳尧带头向越南大使馆递申请书，我们也纷纷签名，磨拳擦掌，要上前线。对手不就是今天办公室的同事、公司的朋友、大学的同学吗？经过二战韩战越战冷战,士兵们互访,从另一方 的战壕看自己,产生了新的视野。我觉得人的生活习惯尽管千差万别,但对幸福对家庭对成功对亲情对和平这些大的方面的追求和理解，是基本一致的。可惜，历来的流血杀戮，离不开大人物的野心，并非战壕里的人缺乏相互了解。人生的痛苦及人类世界的罪恶和恐怖，其原因不是魔鬼，更非上帝，而是人类的欲望本身。而在所有的欲望中，权势欲则又为恶最大。

    正想谈谈自己的感受，我看到老古编的“回忆与思考”贴上了网，要说的话基本已说了，不急，结果这个读后感一放就无止境。

    看照片集，17年的教育，对中坤知青是很“成功”的。成功就成功，怎么还带引号？说明这个成功是带贬义的。这里说的教育，主要是指改造人，培养人，用新的世界观人生观，造就适合时代的新人。当时大方向无选择，大势所趋，无形的力量，势不可挡。小选择还是有的：去海南，还是东莞？八一队还是奋斗队。尽管内心迷茫，怅然若失，但无人捆绑我，也无人强迫我，就自觉地赶在11月5日上船之前，到派出所迁户口。多少中国农民一辈子向往的当城里人，吃国家粮的命根子，我们自动放弃，这不能不说是教育的成功。我们上船，留下豪情满怀的照片，照片还上了人民画报。到农场后，过劳动关生活关思想关，没少“斗私批修”，拼命干，很少想将来，十几二十岁的人，奋不顾身，不需要很多理由。即使在回城风涌时，后走的知青也没有躺倒不干。

    这又是17年教育的成功之处。它造就一批忠诚、自觉、有献身意愿、有集体荣誉感的一代人。即使有怀疑，也是怀疑自己错，上头不会错。个人服从全局，以身作则来证明当时路线之正确。

    并非人人都坚定，据相小亿回忆，比我们后几天上船的，码头上却哭成一片。有的街道单位，是以高压造成“自愿”的。我虽然跟随大家的脚步没有放慢，看起来也很坚定，但内心其实充满犹豫。如果那时有个大喇叭广播说红卫轮不开了，我一定欢天喜地回家，毫不犹豫。但以那些笑容满面、意气风发的坚定分子为榜样，教育动摇、观望派。集体的力量在那时真的战胜了个人的怯懦。每个时期，这个教育体系，都造就足够数量的忠诚，尤其是年轻的忠诚，为执政者的路线开道。管宣教的陆定一、周扬等，他们本已“左”得可以了，还嫌不够，文革中被斗得死去活来，真“冤枉”。文革前，附中人（尤其是高中）言必称“一颗红心两种准备”，行必对照“接班人五条件”，“叫干啥就干啥”还不够，要“叫干啥就干好啥”，如果那时派我卖酱油，我一定卖得很专业，如果那时派我去理发（现称美容），我也一定全心全意。在我们身上，17年是起了作用的。打起背包就出发，可以说一批新人基本造就。

    说它“不成功”，17年搭的架子，短时间就坍塌，经不起时间、实践的检验。究其原因，因为它违背了人的某些本性，因此不可能彻底与坚定；又因为教育人的人，原来自己并不打算实行之。正如牛虻，知道他日夜敬仰的主教原来也是个讲假话的家伙，其反弹可想而知。文革十年不管你是红是黑，是穷是富，是官是民，都卷了进去，引发了一波波的思考、再思考。

    知青中有少部分投奔怒海，破釜沉舟，以生命来搏，他们走这条路，比我们谈理想谈人生观的那批要勇敢。在他们身上，17年的教育不成功。在“正统”人们眼中，他们是另类，被看不起的，调皮不听话思想一向落后，多数文化较低（其实全体知青最高不过高3也）。在港澳台北美，我遇到不少， 1976年左右来美，读书打工谋生，先上岸，早进入小康。我认识的人中，最多者6次才成功。我每次听他们的故事，觉得他们很正派、直率、勇敢、执着。他们应该是与我们殊途同归的知青。过去扣在他们头上的“帽子”，什么向往腐朽资本主义，逃港叛国投敌，顶顶都“吾啱戴”了。倒是那些扣帽子的人，该试试这些帽子，哪顶合适。我们的大小各式知青论坛，很少他们的声音，他们多也不爱高谈阔论。倒是他们，改革开放后，能在经济上回国折腾两下子（指投资开厂等）的。曲线救国实现了。当我们这批较正统的知青在热闹有悔无悔的时候，应该听听他们的声音。

    下乡头一两年，红卫兵余威仍在，“高调子”为主，尤其是那批勇者。到了后期，八仙过海，各显神通，“低调子”公开普遍，不再躲藏。轰轰烈烈地来了，又轰轰烈烈地走了。人的自我意识苏醒，越有比较，愈思改变。华侨有政策，先去接家产；父母解放后，干部子弟跟上；工人早退休，子女可顶替。教师职员，没有名堂，再等等看，暂时不会太想不开。这些都离不开大气候，1975年，邓公拨乱反正的第一次尝试。

    看照片集，深感那时我们步兵的战斗力最强。把锄头换步枪，砍刀换刺刀。敌如那时来犯，绝对选错了时间。一介书生尚能站岗放哨。看那一身的国防绿，听听这些名字：伍刚、国柱、国英、亚东、向红、军红、必武、成威，……敌闻之丧胆。三八武装班还未出动呢。

    看照片集，为人民服务永远没有错。不管你上面争权夺利，是什么路线，老百姓永远要衣食住行。后勤、卫生队、幼托儿所、招待所、教师、文艺等，用今天的话，都很敬业。别以为他们是舒服工，其实大不然，看看老照片及解说就知道。我可惜（幸亏）身体好得不需去团部卫生队，无缘目睹为他们人民服务的情景，但在自己的连队，却是时时体会到卫生员的重要。一次我被大刀伤了腿，全靠卫生员廖爱芳立即电话叫来海口下放附近苗村的医生，缝了几针，解决了问题。又一次我被倒下的树打伤了腰，全靠连队的卫生员用土办法，“一无图纸二无设备”，用推拿渡过难关。这样的实例太多了。在农场我当了两年教师，学生们对我较放心，因为我不懂海南话。我也为难过他们，自觉很不专业。但我回城后，收到不少学生来信，充满友谊、表扬和祝愿。有几个学生还一再地、认真地祝我“永垂不朽”，把我当董存瑞了。不过，笑笑就算了，我再不用像聂岚、吴八一老师那样改错字错句了。2004年在广州见过一些前学生，都在各地任职。丁志明（当时被称为“落后”的学生）拉着我的手，就像对兄长一样亲热、尊敬。我觉得很幸运，曾从事过这样的工作，使别人的将来变得更好。这句话也是我20年前，去应征我目前任职的学院时，对招聘委员会说过的话。

    我觉得，普通人得到实惠的，就是好政策。比起今天医疗健保的现实，老百姓会怎样想？还有一个教育，“教育要商业化”正流行着。我的一个俄国同事告诉我，莫斯科大学等一流学府，至今不收学费或收很少学费，目的是保证学生学习的专一，优秀人才的培养不受金钱左右。这是国家未来的基石，不能成为赚钱的机构。我听了很吃惊。写这几句话时还再次向他核实。

    美国政府也要（在为大财团服务的同时）为人民服务，不然垮台。福利、教育制度中包含不少我们熟悉的“社会主义”，当然是美国特色的。“美帝”“苏修”尚如此，我五千年“中心大国”该如何借鉴？

    我过去以为有了好制度，好事自然来。事实并不如此。社会保障就一定不好？我们那时懒吗？美国教授、教师的永久制，亦即铁饭碗，保障学术自由和科技的持续发展。终身制的教师教授，依我看，都很勤快，并不懒。铁饭碗不等于大锅饭。没有物质保障，没有名誉地位，干劲不能持久。记得新团中盖好时，一片瓦房多气派。台风来多了，面目全非，真让人气馁。年年修，信心减。

    我们开始为自己着想，“为自己”没有错。如果自己不幸福，怎能使别人幸福呢？一个今天很普通的说法：“要享受人生”，当时要革掉的。现在怎么样？大公无私，先公后私，公私兼顾，先私后公，大私无公，兜了一个圈。花了大力气要去掉的那个“私”字，轻而易举就回来了。改造人,焦点还是公与私。不是越私越好，也不可能要全体人民大公无私，总要找到平衡点，适度点。公是保障，私是活力，公私一致，找到改造社会的有效杠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