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国柱在《激情尽殇的岁月》一书里，提到了三十六年前的10月24日广州兵团六师的一个报告“关于抗台风斗争的报告”，报告内容是这样的：

    “广大兵团战士，风口浪尖逞英豪。……他们在生命的最后一刻，为了人民的利益，手挽着手，肩并着肩，拧成了一个无限忠于毛主席的英勇战斗集体，与狂风恶浪作顽强斗争，最后高喊出时代最强音：敬祝毛主席万寿无疆！……她在生命的最后一刻，带领着大家高唱革命歌曲……”

    “这是一起震惊全国的知青重大伤亡事故。

    一场主要由天灾造成的重大伤亡事故，就这样成了一个‘突出无产阶级政治’的‘三忠于’的壮烈场面。我并不怀疑‘报告中’中所描述的知青们的表现。我相信是真实的。这是那个年代优秀青年很必然的一种思维取向和行为取向。但是……

    ‘报告’中有一小段话算作了交待：

    ‘由于我们领导的政治责任心不强，造成了一些不必要的损失。二团养猪场二十八名战士，在同洪水搏斗中牺牲了二十二名，这是一次非常沉痛、非常深刻的教训。’

    二十二条生命殒落，只是‘一些不必要的损失’，只是‘我们领导的政治责任心不强’，……”

    “关于这场台风，六师四团于10月24日，也有一个通报：《关于抗灾斗争情况通报》。通报中有一段具体的描述，摘录如下，供亲历者自己回味：

    ‘三十九连队的简易瓦房瓦片被吹跑了，许多同志无处安身，他们高声背诵毛主席‘下定决心，不怕牺牲，……’的伟大教导，情绪十分高涨，继续与风雨作斗争。’

    当年临江队──三十九连的同志们，你们是这样的情况吗？有没有高声背诵毛主席语录？那年头，碰到某一特定的、关键的时刻，能否恰如其分地背诵一段语录，如果还是‘高声背诵’，那就更显英雄人物的形象了。”

    以上一段精彩、真实的描写，令人有往久未愈合的伤口上撒盐的感觉。我曾就这样的报导去请教两位曾在报导组呆了一段日子的朋友，他们的回答分别是：

    “我不会拔高，我很痛苦。”说这话的小利是一位在学校里写起文章来中规中矩、老实得近乎无知的“老三届”女生。据说她是沾了高干父亲的光进报导组的，当时颇令人意外。

    “我的感觉是要戴上一副面具才能去报导组工作。”说这话的大冯是一位学习勤奋、成绩优异的高大魁梧的青年，能说会写这类报告是一点也不奇怪的。

    对当年为祖国的橡胶事业作出了多大的贡献，他们比大多数在连队里终日挥汗如雨地工作的知青知道得更加清楚。但是，如果他们当年知道自己参与了愚民政策，不但令我们所有“战天斗地”的努力白费，而且实际上还破坏了已有的成果，他们的罪疚感相信会更大。

    在此，再摘录一些书中载有的中坤农场的数据供大家参考：

    “1970年开荒定植23000亩，1971年开荒定植7000亩。因盲目追求数量……形成前开后荒的局面，真正保存下来的只有2500亩，保存率仅为8.3％。”

    五十年代那场红旗飘扬、锣鼓喧天、亿万民众勒紧裤带砸锅熔铁来向应伟大领袖“超英赶美”号召的狂热运动，与七十年代初在海南生产建设兵团那场接二连三开荒扩大橡胶种植的大会战何其相似，结果都是劳民伤财，严重破坏了自然生态（过度砍伐山林以致其后受到台风袭击时损失惨重），以失败告终。

    我认同那些被领导看中后调去报导组的知青们当然都具有写出鼓动人心、场面壮阔的文章的才能，他们也是在苦苦揣摩领导的意图并结合了自己学习领袖的伟大著作的心得后，绞尽脑汁才写出那些得意之作的。不被领导看中的知青另当别论，因为当年没有人才市场，没有毛遂自荐这回事。

    所谓“以人为镜，可以知得失；以史为鉴，可以知盛衰”。如果说当时写出那些极具鼓动性的报导稿件，使到决心改变祖国落后面貌的知青们热血沸腾而更拼命地干，是会令执笔之人亢奋良久的话，那么，不知书中的这些事实，能否令当年的报导组知青朋友们在回顾往事时为我们再写出一些从心底里掏出来的东西呢？期待当年写出“芝麻开花节节高”等得意作品的知青们，能在数十年后的今天，如实地继续写下使绝大多数人都认同并欣赏的新作品，来留给下一代，如此而已。拜托！拜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