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坤老照片集《定格往事情怀》由老古主编，正在大家手中热传，我还未看到已经在写读后感了。因为那是老照片，景物都在脑海中，不用看，就涌现出来。就像我未去过苏俄，但“红场游记”已在心中写了很多次一样。凡做成一件事，要有人提议，有人附和，有人奔走呼号，有人具体操作，还要有人集资筹款。其中具体操作（编印）最费心费力，老古是“一等功臣”。有人提议出“读后感”，还是老古挂帅，我想这次就免了他吧，不然要安个几等功臣给他才好？近年来老古主编或著作的集子已有《以平凡见证历史》（华附高3[3]文集），《留痕的岁月》，《回忆与思考》（《留痕的岁月》读后），《激情尽殇的岁月》（调查报告），《中坤新貌》（照片集，夹叙夹议，非常限量发行，我有幸得一本），和现在的《定格往事情怀》等多种。这些都是非常珍贵的土特产，是我们同龄人的精神财富。
    想当年，怀揣着兵团通行证，买票投宿访亲（进华侨大厦）都要出示，觉得没脸见人，还不如广州街头杂货铺里卖酱油的。今天，知青农友见了面，那心情那气氛，好象哈佛、耶鲁的校友重逢。甚至生怕人家不知道你去过海南，忆苦思甜，更可衬托衬托，增加几分反差。
    照相要物质条件，前提要有相机，华侨子弟干部子弟中有的人有，城里人的玩意儿。还要有心境，田头宿舍林段饭堂，赶车割胶挑水 …… ，是生活均可上镜。苦不是乐，苦中寻乐。再荒唐的年代，还有一些美好。虽然社会环境恶劣，时代错了，但不等于我们每个人都错了。年青人，有集体的推动，不会瞻前顾后。直到有一天，我们开始怀疑了……。
    中坤的土地，一样的养育人，生息繁衍，世世代代。我们离开，他们仍在，生生不息。当时认为不是人干的活，那么落后的生产方式，为何无人去改变？想得天真。记得第一天，在八一队，我问廖毓奇：将来我们会变成怎样？他指指前面走着的老工人、班长、退伍兵老卢：就这样！我们都笑起来，这笑声仿佛说：这好象不可能，但也没有别的可能性。我们认为无法生存的环境，别人一辈子也过来了（老卢现在已退休，仍在中坤28连。）
    HK的在太平山呷咖啡，USA的在中国城饮茶，广州的在流花聚餐 ……，走过的路，时光不会倒流，回顾险景变趣事。想到有的同学永远没回来，彷徨失落似曾相识。再问朋友熟人今在何方，多了茶余饭后的谈资。苦变成了甜。若永不能回来就无此心境了。若无回城一举，那意味着文革继续，其产物上山下乡也继续。那不是一个中坤的问题，那是全国性的灾难。覆巢之下，岂有完卵？诚如是，则中国朝另一个方向走去，我们今天所得的一切（房子，车子，书，CD，VCD，留学，旅游，出国，手机，电脑，上网，自由，民主 …… ）将不存在，化为乌有。我们只须会做100以内的加减乘除就够了，因工资不会超过100元。幸亏历史是不会“如果”的。
    同时代的父辈长辈，学兄学姐，去五七干校，下放农村，军垦农场 ……，从不见他们留下照片，更没有笑得那么灿烂的。为何？毕竟他们是在风口浪尖，非敌即我，一悬之间。不少人就是以“阶级敌人”之身份去干校。据当时理论“分清敌我”是第一要务，则知青我辈还是在“我”（人民）之列，走在南坤可以昂首阔步，出入各部门还可理直气壮。苦与苦是不同的。
    有的人出身“不好”，有的父母被暂时拉下马靠边站，但社会斗争的锋芒还不是对着我们知青。有的无路可走只好落荒而逃；有的不想去农村拿工分，宁愿当农工过集体生活（如我）；有的天真烂漫，挥手则前进，听话定没错；有的是朋友的朋友；有的真是来锻炼的，“天将降大仁于是人，必先劳其筋骨，饿其体肤，苦其心志，增益其所不能，然后 ……”，当年动机大同小异，或各各有异。今天不想回到照片定格的瞬间却是一致的。尽管拥有太多有时也会有点烦恼（如喝红酒还是茅台，旅游去澳洲还是去欧洲），但我相信没有人愿意回到一无所有。
    因此特别敬佩生活在那里的人们。他们能，我不能。2003年我回过一次中坤，很多事让我难以忘怀。其中之一，是海口知青和农场子弟，留守至今的老工人，不把“累呀”“苦呀”“惨呀”挂嘴边，在他们面前，我自觉无资格讲痛苦话沧桑。在广州知青圈子里常听常讲的话题，在他们那儿听不到。简言之，他们对个人在历史曲折中的遭遇，态度比较宽容。这让我从不解（毕竟我们20多年未交流过）到有所醒悟（毕竟这是他们的家乡呀）。时代错了走了弯路，“有悔”还是“无悔”，似乎是比较地属于个人的。今天，越来越多的广州知青，不也视海南为第二故乡吗？一张张照片，黑白，变黄，有的发霉了，还保存至今，不就因为它是无形的财富，上面留着青春、集体、健康，折射着艰苦、梦、昨天、生活的一课吗？
    定格往事瞬间，抒发今日情怀。读人生这部大书，有些章节早已合上。为了知新而温故，翻翻以前读过的几页。难忘，但不留恋，因为“今天”毕竟很多倍地胜过“昨天”。
    此为“读前感”，书读了以后可能没有感想了，因为想说的，谅已尽在书中。
                                                                       廖国钊写于美国